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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联网变局:危机、转机与未来趋势

互联看点 2020-09-12 16:58网络整理admin

  

回望历史,全球互联网兴盛于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其倡导的市场与意识形态力量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在互联网诞生50余年之时,如何评价互联网诱发的连接与机遇?如何理解网络逻辑与政治经济势力之间的关系?以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发展为归依,如何解释网络社会在释放大众自我传播能力、激发商业创新创造、推动全球现代化的同时所凸显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与认同赤字?解答这些问题亟需超越媒介本体论,运用历史建构视野来理解互联网与权力之间的多维关系。
检视当下,全球互联网格局正处于充满可能的“后美国时代”。[1]截至2019年,全球已有超过半数人口上网:亚洲地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网民数量,北美与北欧在接入率上仍然领先,非洲大陆正体验着全球最快的网民增长率。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形态正经历转变,形成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后互联网”[2]的信息传播技术生态以及由此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与智慧社会建设。在后互联网生态中,技术重构过程已容纳更多样的创新主体、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乃至多极化的政治经济格局,因此正以更高势能带动着观念、规则、体制上的创新与冲突。
为了探析后美国时代全球互联网的常与变,本文首先勾勒互联网反映并构建权力结构的三重维度,进而讨论后美国时代所指向的危机与转机,最后探析互联网领域是如何在技术、治理以及价值三个层面构成后美国变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互联网既是互联互通的全球公域,又重构着以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为特征的权力结构,还激发着挑战传统权力结构的多梯度社会进程。在后美国时代新一轮的互联网全球发展中,多样性的历史经验、差异化的政治经济、多视维的社会文化价值将在技术绝对性表象之下发挥更为自觉的影响力。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亟需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标准和行动标准积极推动资源与能力的再分配,并且秉持公平正义、共建共享、协同共治、劳动价值、健康地球为基本面向的立体性站位,推动面向未来、面向全球、谋人民福祉的智慧社会建设。
全球互联网的三重权力维度
众所周知,网络传播时代以去中心、自组织、技术驱动为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把“权力”界定为之于环境以及他者施展不对称影响的能力的话,那么权力自始至终与网络传播彼此交织、相互建构。特别是从政策、政治与经济的视角看,全球互联网绝非天然的既定事实,其空间结构、社会连接以及所呈现的传播机遇是由特定的政策丛、物质结构、机构组织所促成,乃是一个传播边界、传播主体、传播权威、传播资源、传播实践不断经历建构的地缘政治场域。[3]传播政策尤其是权力集中施展的范畴,其本身的政治属性以及得以制定的历史语境是塑造网络传播环境的结构性建构力量。然而,主流传播研究却成功地在传播政策与传播政治之间作出概念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去政治化”的传播政策研究。[4]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结盟国家领导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进入低潮,苏联以及后殖民国家陷入危机并诱发全球市民社会思潮,而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又成功将国际传播事务限定于贸易与技术的窄化行政技术主义范畴中。值此历史转折之际,以赛博迷思(Cybermyth)为代表的主流话语将互联网描绘成超越历史语境、外在于社会关系,并决定发展阶段的天然且中立的虚拟空间。这一系列结构性、机构性、叙事性的转变,促成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主流互联网研究倾向于聚焦社交媒体、网络公众及其文化政治表达,抑或是研判新媒体的商业创新效果。其结果是对于互联网与信息地缘政治、技术军事化、政治经济格局、全球秩序之间的相互依存又彼此牵制的长期漠视。[5]
但是,基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批判网络社会学,以及后殖民理论,我们发现权力关系及其涵盖的暴力胁迫、经济垄断与霸权观念都通过互联网与网络传播得到再现和重构。首先,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视角看,当代全球体系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以数字化改造为建构场景、以资本积累为元逻辑的“数字资本主义”[6];其中互联网是协调关键位置的传播资源,而支配互联网传播资源的权力包括发展权、所有权、使用权和治理权,其在不同社会力量中的差异化分配是反映、型构、延伸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权力机制。由此引申可见,互联网不是外在于历史语境的抽象中立的技术空间;恰恰相反,其技术目的、技术应用,以及网络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映射跨国资本集团及其代理人机构的观念与利益,即实现资本主义对于环境、劳动、文化、社会等非市场范畴的寄生与破坏逻辑,以及消解矛盾与反抗的自我维护逻辑。与此同时,全球互联网也不局限于所谓全球同一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还是由跨国机构、国际产业链、国家基础设施、网络公众共同组成的多元异质的技术-社会-文化复合体。跨国市场力量和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力量与意识形态基础是构成该复合体的主导性力量,但该主导性力量还与全球多元势力接触勾连、融合嬗变,重新定义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权威与功能,由此不间断地维护、延展、调整发达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政商合一的基础性霸权能力。
基于技术政治与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地缘政治相互勾连的宏观判断,传播政治经济视角有力揭示出全球互联网的政治悖论:这种崇尚市场、流动、自由、表达的数字资本主义暗含着技术经济、政治安排、意识形态等多层次的战略目标及其支配效果。换言之,在技术全球主义的表象下是不可或缺的帝国式国家角色以及社会内部的等级关系。就此悖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从供需两个方面提供历史考证,即战后互联网发展是由美国全球战略以及与之匹配的逐利性资本为驱动,优先回应跨国企业的传播需求,并借助传播技术培育一个基于传播与信息的全球性消费社会。美国政府所做出的政策决策与话语导向总体出于联系、代表、统领驻美跨国资本的目的,因此在维持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等级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当美国军事计划孕育出互联网雏形之后,互联网的私有化、商业化和全球化路径得益于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消解福特主义国家能力、打破电信企业天然垄断、免除互联网资本的公共责任为目的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形塑互联网的主要政策环境和意识形态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推动下掀起全球浪潮,带动后殖民国家选择性融入,起到加速技术资本的全球等级式分布、推动公民社会跨境发展的总体效果。
其次,网络社会学视角聚焦社会传播能力,认为全球互联网促成了曼纽尔·卡斯特勾勒的从“大众传播时代”到“大众自我传播”的“网络社会”的转向。在该理论视阈下,意义生产、符号互动、身份建构这一系列由传播活动支撑的社会-文化生产活动,具有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变迁的自有逻辑。换言之,以网络技术为媒介的新闻传播、艺术仪式、宗教信仰、社会评论、社会暗示、情绪表达构成日趋庞杂的表意体系;相应的,社会、市场、机构力量透过这些符号-意义系统展开社会互动和文化实践,构成难以还原至政治理性或经济算计的巨大观念动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能力得到前所未有普及发展的今天,表意体系被不相称地极速放大;然而,即便如此,表意体系流动着的“地貌”并不完全脱离于政治经济变迁,而是反映、建构,甚至制度化后者。在卡斯特笔下,资本逻辑推动的网络发展激化了超越地域的金融流、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但是这些“全球流动空间”也悖论式地造就社会圈层、身份政治、空间断裂和功能碎片,构成了一个由传统、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整体性政治经济与话语格局。[7]
不仅如此,作为中观层次的物质结构、关系组织和表意体系,互联网已成为连接个人、群体、企业、组织与结构世界的重要塑造性界面。也就是说,网络化逻辑在既有的政治经济变迁和权力格局重构过程中增添了新一层次的复杂性。其一,资本推动的商业互联网与国别、区域、阶级、性别、族群等多维权力关系相互交织,在选择性全球延伸中,构成连接与断裂、中心与边陲、多元与隔阂、扩张与等级矛盾性并存的全球传播空间格局。其二,生产、消费、金融、技术、军事、舆论、传播等主要社会活动的高度网络化,使得这些社会场域转变为跨越边界、超越梯度的竞合空间,进而使之成为挑战和改写传统的一元国家权力结构的多元范畴。其三,那些源自政治、军事、货币、金融的传统权力变得依赖网络权力。所谓的网络权力源自三种能力:形成网络组织的能力、界定网络目的与规范的能力、
形成网络之网络的能力。[8]对于国际传播而言,网络化促成多中心、多范畴、多梯度的几何结构,这意味着一国在技术上的跃进并不见得线性地转换为产业位次上的升级,进而产业上的升级也未必能转换为形成、组织、界定、控制国际传播网络的能力。从美国国际传播史看,跨国网络控制能力不仅取决于有效的领土化机制,还取决于在境外国家—企业、国家—技术、企业—技术之间的更为复杂的支配与竞合关系。[9]
再次,透过后殖民理论看待互联网与权力,人们发现全球互联网既构成霸权结构,也辩证地形成一系列催生与包容“抵抗活动”的连结、空间与资源。在后殖民理论之于必然和偶然、整体与多样、控制与分布、结构与日常之间的辩证想象中,跨文化互联网历史建构论已具备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此种超越性视野认为,“弱者的武器”内在于霸权结构中,其中包括针对技术经济霸权话语所实施的去合法性、去必然性的观念抵抗。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提出不同于既有秩序的未来想象,这种愿景不仅是观念抵抗,也预示着转变为抵抗实践的未来可能。[10]从经验研究角度看,这意味着揭示欧美技术如何从地方性突围转化为统领全局的普适性观念与绝对性发展模式。实际上,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已对线性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创新扩散模式提出质疑,而后殖民主义理论从福柯的“知识与权力”视角进一步揭示欧美技术全球主义所遮蔽的相对性与政治性。
不仅如此,由于技术初创者并不能决定技术在日后广泛运用中所经历的演化,因此跨文化互联网历史建构论还趋向平视那些在带有殖民主义烙印的等级类别中作为“他者”的历史主体。这意味着,在诸如中心—边陲、西方—非西方、现代—传统、发展—欠发展的二元关系中,发现全球互联网不均衡结构中的联系、互动以及流变。[11]实际上,全球性技术经济浪潮不同程度地遮蔽世界各地差异化的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诉求,以及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性。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往往采取“软平衡”策略,即临时性地接受并纳入既有秩序以求获得机遇资源和发展渠道,并采取局部性的抵抗行为,结果是增加霸权结构的维护成本。[12]通过从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中挖掘具有多样现代性意义的主体与愿景、观念与话语、知识与实践、关系与组织,以及结构与空间,跨文化互联网历史建构论旨在探寻改造世界的历史条件、阐发更具代表性的全球规范。[13]
至此可见,互联网是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通用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极、创新聚集点、政治文化建构空间,以及横向整合能力与纵向控制能力的物质依托。随着传播技术与传播活动渗透进社会各领域,互联网已成为集中、放大、调整权力关系的全球范畴。那么,所谓的后美国时代对既有的依托于互联网的权力结构意味着怎样的危机与转机?
后美国时代的危机与转机
在互联网诞生五十余年的今天,数字资本主义已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深入发展。正如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指出的,其全球格局总体遵循以美国为中心的操控结构,映射美国国家-资本联盟的意识形态偏好与政治经济诉求。[14]然而,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这加剧着全球权力转移。国际关系研究普遍认为,美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单极霸权能力仍将存续,但是权力消散已是明显趋势。与此同时,权力从传统政治机构向网络化组织转移也是历史趋势,这导致传统国家难以针对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构性矛盾实施直接有效的干预,因此加剧了变与不变的胶着状态。在此历史条件下,权力消散究竟会带来以战争为特征的权力转移,还是在既有自由秩序框架下实现平稳的权力扩散与多边合作,抑或是结构性全球失序?目前来看,未来趋势尚未明朗。就此问题,后美国时代提供了一个启发式历史概念,它包含之于历史结构的判断、现实走势的关照,以及多样未来的推测。在此框架下,我们可见全球权力关系正经历断裂与流变,而全球互联网恰恰构成整体趋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美国时代表现为新兴主体之于霸权观念合理性的质疑。[15]自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世纪,美国的观念力量全面形塑国际政治,甚至构成“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根据政治学家Jentleson和Weber的观点,几个结构性主题贯穿美国主导的观念共识:其一,霸权稳定理论,即美国单极力量起到稳定世界秩序的正面作用,并为推动经济开放、解决国际纠纷、推广民主与人权提供公共性服务;其二,集人权、民主和法制为一体的自由民主体制优于专制体制,并且个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力;其三,资本主义之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四,西方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其五,和平优于战争。[16]
进入21世纪,美国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却在现实发展和全球危机面前遭遇质疑。人们发现,包括全球秩序、自由民主、社会发展、人的价值在内的规范性概念具有政治意涵,需要经受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以及跨文化环境的考验,因此其内涵成为21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换言之,后美国时代是“后-后意识形态时代”的到来。此种“后-后意识形态”也表现在美国外交领域的思潮变迁和实践调试。自冷战结束至奥巴马总统当选的20年间,美国优越性的身份认知与美国所具备的单极实力彼此强化,并向世界投射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秩序图景。但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全球接触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后美国时代的到来。[17]甚至有美国政治学学者认为,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全球观念竞争,美国对外输出的意识形态结构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互助共享、公平公正、健康地球以及社会多样性的价值立场。[18]后美国时代还意味着全球利益攸关方之于全球治理体制展开的反思与调试,其中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动发起的守成霸权主义举措。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出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并随后在世界各地诱发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如政府破产、财政紧缩、难民潮、右翼势力抬头,以及反全球化运动。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有效调动政治社会危机中底层民众对于两党亲“硅谷-华尔街”资本的深层次不满,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随后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核协定,并针对盟友在内的贸易伙伴挑起一连串贸易战,撕扯形成于战后、扩张于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以期达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外交目标。[19]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政治行为,还是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抑或是全球危机地方性表现所造成的当地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都使得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这样的“失序时代”促使北美之外的区域政体纷纷探寻后美国时代的政治想象。不同政治体制提出的反思与异议不同程度地消解着“美国世纪”的观念霸权。[20]那么,在美国守成霸权主义加剧的总体情势下,以欧盟、东亚为代表的区域体究竟将继续以同盟姿态依附并维护战后秩序,还是构成“复调式结构”的国际秩序?[21]
后美国时代蕴涵着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约瑟夫·奈认为,权力从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转移是21世纪的标志性趋势,而更为广泛的“他者崛起”意味着在战后多边体系中全球事务的协商过程将变得更为复杂多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及其盟国所占权力资源的全球比重已下降,美国利用权力资源来影响世界格局的“转换”能力在很长时间内将依然独一无二。[22]一方面,美国在全球等级秩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重要的指标是,在各项全球事务中美国主导的治理机构与治理框架依然是全球秩序的基石,并且在冷战之后通过吸纳新兴国家得到前所未有的壮大。以互联网治理领域为例,奥巴马政府放弃美国商务部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直接管理——这一举措既反映互联网资源的全球扩散,也可以看作为稳定和扩大美国所主张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必要步骤。另一方面,美国之于政治盟友、资本力量、非政府组织的横向号召、整合、驾驭能力不容忽视。如前文所论,在高度网络化的环境中,权力已从国家政府分散至广大非国家主体,国家政府实施干预行为不仅会在事实层面影响某些既得利益,还会在参与式民主意义上缺乏合法性。然而,在约瑟夫·奈看来,美国驾驭外交网络、技术经济网络、跨国传播网络,以及调动非政府组织的能力依然强大。[23]
全球互联网变局:技术、治理与价值
那么,后美国时代的危机与转机如何在互联网领域展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字资本主义在全球狂飙猛进;以互联网为引擎的信息传播技术成为支撑全球体系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重点,以及追求效率、发展、秩序、认同的重要空间。由于以互联网为驱动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弥散式应用总体从属于资本积累逻辑,因此并不能消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反而起到激化甚至放大生产过剩、需求瓶颈、不均衡发展、以及劳动再生产危机的复杂作用。因此,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被丹·希勒称之为“数字化衰退”。[24]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数字化衰退的是后美国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政治经济格局、全球治理模式,以及规范性价值,业已成为激烈竞争的焦点地带,甚至是全球变局的倍增变量。
信息传播技术自身的全球政治经济变局使得国际权势格局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一方面,美国力图巩固其基于下一代信息传播技术的政治经济霸权。[25]长期以来,美国霸权地位取决于其控制全球公域的境外能力,包括全球互联网。[26]随着5G移动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商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传感器等下一代信息传播技术使得智慧城市、物联网、穿戴设备成为新型应用。正如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指出,人们所熟悉的以搜索引擎为主要界面的传统互联网正在沦为后互联网时代新型数字传播生态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一趋势也成就着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在数字传播生态中更为立体全面的控制力。这些硅谷企业不仅占据技术与商业的既得优势,还正与美国情报部门以及美国军方在无人机、数据情报、大数据分析等军用领域展开合作,以此扩大美国在新一轮关键性技术竞争中的排他性或阻挠性能力。以谷歌为例,其已掌握近80%的电脑搜索,近96%的移动搜索;在此用户基础上,谷歌投入使用的智能系统能够动态、多场景地收集用户的人口特征与需求偏好,并以此优化算法,开发更高效、多功能、全场景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产品。
另一方面,5G移动互联网技术所诱发的新一轮网络投资仍然开启了一个竞争与洗牌的时间窗口。数字传播生态的泛在网络发展赋予电信运营商控制的5G移动互联网以及海底电缆辐射全局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决定特定国家-企业联盟在全球网络传播中是否具备自主可控能力的关键部位。在此层次上,美国及其企业联盟的跨国网络控制能力正面对转折点。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30年中,美国处于全球数据流动的中介地位,因此具备监视或阻断全球网络传播的整体能力。然而截至2008年,网络空间结构已发生重要变化——仅25%的网络传播自美国流经。[27]与此同时,网络设备供应链也经历了变革。中国企业华为已掌握5G网络设备的关键性局部优势。这意味着,一旦华为5G网络技术在中国、欧洲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大规模应用,将改变新型网络层级结构中的国家-企业联盟的技术位次,还会调整网络空间布局中的国家-企业联盟的市场占比。如他国不采用华为技术,则将面对在大数据等新兴应用市场中丢掉先发优势的风险。[28]面对这样的对手,美国政府正采取行动,利用其外交资源以及中国在高端半导体以及装备制造领域的结构性外部依赖,力图防止华为的局部优势转变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全局优势。比如在2020年年初,美国驻荷兰大使要求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不得对华出口极紫外光刻机,希望以此限制中国半导体自主研发空间;此举也体现出美国对于高端半导体产业链、尤其是设备制造的跨国掌控力。
开放式的多边体系与多形态的网络主权成为修正既有全球网络治理模式的竞争性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总体趋势。自1989年世界银行提出“治理”概念以来,机构改革的目标在于打破职权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传统边界,将权力与权威分享给市场力量和跨国势力。在规范性意义上,此举旨在克服官僚体制的刚性趋势,建立多中心的自治自足结构。[29]但事实上,此举重新定义了国家政府与公共政策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和权利结构,偏向于赋权、赋能于跨国市场力量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力量。在全球互联网领域,网络治理概念总体上起到制度化既有公司全球主义秩序的作用,但在组织形式上呈现为由国际组织、跨国企业、技术社群、社会团体、网络公众共同构成的全球政策网络。在该治理秩序中,互联网在释放个人、机构、组织、市场的横向传播活动的同时,也不无悖论地壮大企业巨头及其国家联盟与技术结构的垄断性治理话语权。
2008年之后显现的后美国时代之态势也延展至网络治理领域。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以“博弈式融入”参与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从初始的边缘性参与转变为近期的显著发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苏丹、埃及将国家间平等、政府责任、网络安全纳入到国际电信联盟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中;印度、巴西、南非也提出多边体系意义上的互联网近用权。[30]诚然,美国及其盟友以传播人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为由,极力捍卫基于自由市场和公司垄断的既有全球互联网秩序。即便如此,西方民主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分化。比如,欧盟主张一种新型多边治理模式,即政府间公共政策共识应当构成互联网社群自治的“元治理”框架,而政府间对于公共政策的谈判应当以纵向与横向的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接触、学习、协商、互动为基石。[31]美国特朗普政府积极施展霸权主义为内核的国家主权,这也使得网络主权实践成为各国更为常用的外交政策举措。[32]
信息甄别、隐私保护、可持续生态以及劳动者权益正在成为技术治理和传播政策的核心价值议题。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新型数字传播条件下,算法推送、智能助手、可穿戴设备、无人车、无人机、智能城市建构起所谓的智慧社会,这意味着大规模实时数据采集正成为互联网企业的核心业务。技术泛在与数据监视的融合并不限于商业领域,还能满足政府与军方基于情报实施管控的诉求,这导致所谓的监视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可能。[33]
但是,面对智慧社会抑或是监视社会的未来选择,人们在工具理性的表象下对价值理性展开反思与追问。以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发展为归依,原本单向度的技术范畴必须容纳多视维的价值考量。其一,在一个具有信息采集、态度监视,甚至是行动数据化的技术环境中,基于算法的信息操控和信息推送正在成为趋势,使得传统新闻业与信息服务业在原本就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更加屈从于算法逻辑。鉴于此,通过传播政策来确立算法的新闻准则与传播伦理是焦点之一。其二,由于数据采集是万物互联的智能技术环境的主要特征,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隐私概念持续受到侵蚀。常用的隐私概念仅限于个人信息披露与否,却回避“监视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对于身体及其再生产的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出售的商业事实。[34]对此,欧盟在隐私保护领域扮演着领导者角色。其三,互联网并不局限于虚拟空间或网络流动——能源、传感、存储、传输、计算构成后互联网时代智慧社会的物质性,大规模数据中心、大量探测器,以及冗余网络都会给自然环境带来压力。鉴于不可回避的物质性,“健康地球”成为技术治理和传播政策的核心价值议题之一。[35]其四,由算法、机器人、传感器、实时跟踪构成的后互联网将在资本主义经济大环境中给就业带来震荡,并且重构各行各业的劳动流程、成本分摊,以及权益分配。面对技术-经济浪潮,技术治理与传播政策不应任由技术变革凌驾于劳动者价值之上,而应把劳动者的价值和目标放在数字化改造的中心地位。如何在满足劳动再生产的基本水准之上,普遍提高劳动者全方位参与社会的能力,已成为人们探讨数字时代未来工作的价值标准。
结语
伴随着全球化发展,互联网已成为建构全球范围内社会权力结构的主要物质结构、组织载体和表意体系。也就是说,互联网既构成互联互通的全球公域,又重构着由资本主义逻辑与区域、阶级、种族、性别等多维关系交织而成的权力结构,还释放出多梯度、多中心、多功能的网络组织,并因此打乱传统的一元国家权力结构。作为技术-社会-文化复合体,互联网所呈现出的连接与分布、空间与结构、符号与意义,反映、维系、放大,也部分挑战着参差不一但又不失统领的全球格局,因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枢轴。其所包含的技术政治、网络逻辑,以及传播权力,是既有秩序的延续,也是变迁趋势的重要变量。在后美国时代,互联网更是处于新旧磨擦碰撞的中心地带。后美国时代的结构性危机正激化着利益之争与价值之辩,因而暴露出维系支配与反支配的惯常体系的政治性,也因此激活新的反思与调试。新的结盟、新的主体、新的场景、新的主张正在形成。
中国是全球化、网络化、数字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还将是未来全球数字秩序的重要建设方。在后美国时代的启发式框架下,我们亟需在认清事实意义的等级与断裂的基础上,推动资源与能力的多维度再分配。同时,互联网新一轮的全球发展是后互联网技术驱动的更为广泛、深入的数字化转型和智慧社会建设;其影响将极大地超越社交媒体,正成为重塑经济文化创新基础、重构劳动生产关系、平衡远程监控与社会自治、重组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技术趋势。在技术一致性和绝对性的表象下,我们的政府与社会需要发挥主体性,立足于互联网发展超过50年的历史经验与全球资源,秉持公平正义、多元共享、协同共治、劳动价值、健康地球为基本面向的立体性站位,积极探索发展策略、治理体系、价值观念的革新,推动谋全局、谋未来、谋人民福祉的人类数字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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